这个盛夏，在成都，一场展览开启了跨越三千里的文明对话——“殷墟瑰宝：礼器中的秩序与信仰”文物特展8月5日在双流广都博物馆一层临展厅开展。展出安阳博物馆殷墟文物百余件，系统展现了殷商社会的文明礼制与社会文化生活。从安阳到成都，从殷墟到古蜀，两大文明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作为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河南安阳的殷墟与古蜀文明代表三星堆遗址之间，以文物为媒，便能串联起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种种线索。

鸮尊与铜鸟

展现青铜时代的厚重与精巧

在安阳殷墟妇好墓中，一对铸造于商代晚期的青铜鸮尊以其独特的造型引人注目。这件通高45.9厘米、重16.7千克的礼器，整体呈站立鸮（猫头鹰）形，双足与下垂的尾羽构成稳定支撑点，器盖置于鸮首后部，盖面铸有站立状鸟形装饰。器身遍饰云雷纹，饕餮纹、夔龙纹、蝉纹与菱形纹交织，尤其是两翼前端盘曲的长蛇纹饰，赋予器物强烈的动态美感。值得注意的是，器内壁铸有“妇好”铭文，表明其为商王武丁配偶妇好的专属祭器。

同样类似的青铜鸟形，也见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其中出土的青铜大鸟头勾喙向内回钩、巨目圆睁，颈部3个固定圆孔暗示其曾被安装于特定位置，朱砂痕迹残留于眼珠与喙部，赋予器物神秘色彩。而三星堆铜鸟则呈修长形态，尖喙、长翅与上翘尾羽构成流畅曲线，羽翅铸有云雷纹，其造型与《山海经》记载的“十日神话”中金乌负日的意象高度契合。

从铸造技术看，殷墟妇好鸮尊代表了中原商代晚期青铜铸造的最高水平。工匠采用分铸法与浑铸法结合的技术：先分别铸造头部、翅膀、足部等部件，再通过精密拼接与二次浇铸实现整体成形。这种工艺在妇好墓出土的玉援铜内戈等器物中亦有体现，显示出中原匠人对复杂结构的掌控能力。

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则展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上海博物馆丁忠明团队研究揭示，三星堆青铜器虽同样使用陶范法，但在制芯工艺上独树一帜：在青铜鸟腹内与龙头泥芯中发现细长木条，这种以有机物作为芯骨的技术在中原商周青铜器中未见记载。此外，铸接技术在三星堆的普及程度甚至超过中原——青铜神树的羽状装饰、大铜鸟的羽翼均通过铸接实现，甚至发展出自锁销孔结构。这种技术差异暗示，三星堆匠人在吸收中原陶范法（包括分铸法与浑铸法）的基础上，发展出适应复杂造型需求的独特工艺体系。

器物纹饰的差异折射出两地文化的深层特质。殷墟鸮尊的饕餮纹、夔龙纹与蝉纹组合，延续了商代“以祖配天”的宗教观念：鸮作为夜行猛禽，在商代被视为沟通神人的媒介，其造型中的蛇纹则可能与祖先崇拜相关。而三星堆青铜鸟的云雷纹与旭日初升的尾羽形态，则直接指向古蜀文明的太阳崇拜——铜鸟分踞神树三层枝丫的布局，与《山海经》“十日居于扶桑”的记载形成互证，大鸟头可能象征着鱼凫王朝的族徽。

尽管工艺路径存在差异，但两地青铜器的共性揭示了密切的文化交流。三星堆青铜器中发现的铅锡合金焊接工艺、金属垫片定位技术，均可在殷墟青铜器中找到对应。这种技术传播与文化互动的轨迹，在妇好鸮尊与三星堆铜鸟的时空坐标中愈发清晰：前者铸造于公元前12世纪的中原腹地，后者诞生于公元前11世纪的蜀地，两者相隔千里却共享着对鸟形器物的崇拜，共同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见证。

两只“网红”陶猪

记录三千年前的古人创意

在安阳殷墟孝民屯M7墓葬中，一件出土于2003年的陶猪首以其独特的造型引发关注。这件直径约8厘米的陶制器物，采用粗泥陶材质，通体施以红褐色陶衣，表面残留白色与黑色彩绘痕迹。猪首呈俯视状，双眼微凸，鼻梁短促上翘，双耳斜立如蝙蝠翼，嘴角上扬似含笑意，整体造型憨态可掬，被网友戏称为“殷商人的3D手办”。值得注意的是，陶猪颈部残留穿孔痕迹，暗示其可能作为佩饰或玩具使用。

同样是陶猪，在三星堆周边的联合遗址发现的陶猪一经出土，便成为火遍全网的网红文物。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其独特的造型，与游戏《愤怒的小鸟》中的反派绿猪竟然撞了脸。这件高约15厘米的陶猪表面素面无纹，造型兼具写实与想象：猪身浑圆，四肢短粗，尾巴卷曲贴腹。值得一提的是，这只小猪是短鼻子而非长鼻子，这也从侧面映射出当时三星堆王国里，猪已经得到了驯化。据专家介绍，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中就发现了有“猪”形象的器物。“猪”出现在商周时期的泥塑中更不奇怪，因为猪是当时常见的家畜。不过，以前出土的都比较写实、粗糙，这么萌且制作工艺精美的还是头一次见。

在两地出土的大量陶器中，除了精美的装饰品之外，还有盛酒用的陶杯、“煮火锅”用的瓶瓶罐罐，以及用作生产的陶纺轮、网坠等工具……不同的器物造型、工艺、材质，指向了不同的功能类型。殷墟陶器中，饮食器具是最为常见的类型之一，如豆、簋、尊等，注重实用性；三星堆陶器还发展出独特的礼器体系，如高柄豆、觚形杯等，其高柄豆柄高可达1米，这种超常规比例显然脱离日常使用需求，转而服务于宗教仪式中的展示功能。

尽管功能指向不完全相同，但两地陶器在技术源流上呈现密切关联。三星堆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夹砂陶技术，与中原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的夹砂陶传统一脉相承。而殷墟陶猪表面残留的彩绘工艺，则可在仰韶文化中的彩绘陶器中找到“同款”。更显著的互动证据体现在器物形态上：三星堆文化中期开始出现的陶盉，其管状冲天流与袋足造型直接承袭自二里头文化二期陶盉，但通过加长流部、增大袋足体积，发展出适应本地祭祀需求的独特形制。这种“技术移植+形态改造”的模式，构成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早期范式。

玉与陶上的“龙凤呈祥”

诠释文化符号的交融演进

除了象征着天人沟通的鸟和在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猪，“龙”作为一种传奇动物，也是我国古代遗址中不可或缺的一大元素。在安阳殷墟妇好墓中，一件高11.1厘米的玉龙凤饰堪称商代玉雕的巅峰之作，龙凤呈祥的美好寓意，在3000年前就已经有了实物载体。

这件黄褐色玉器以凤鸟负龙为造型，凤鸟圆眼尖喙，冠部呈瓶形双角，身饰羽翎纹，单足踏云纹；龙则作“臣”字状目，瓶形角，身尾勾卷，饰菱形纹与鳞纹。器物采用双线阴勾工艺，线条流畅如丝，凤鸟翅膀的弧度与龙身鳞片的排列均遵循严格的几何比例，展现出商代工匠对动物形态的精准把握。

巧的是，在三星堆联合遗址中，也出土了龙凤纹样的文物——一枚陶盖。这件表面阴刻龙凤纹的珍贵文物，虽发现时已碎成数块，但经考古人员精心拼接后，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工艺水准——盖顶中央立着一只头戴羽冠的昂首鸟，边缘处一条游龙盘旋其间，龙口似有火焰喷出，整体造型极具动感。

该陶盖的龙纹雕刻尤为精妙：龙角、龙须、龙爪等细节一应俱全，形态已非常接近中华文明中龙成熟阶段的形象。据著名考古学者王仁湘考证，龙凤形象最初是独立发展的，直到商代才出现“龙凤配”形制的玉器。这一陶盖，年代与安阳妇好墓出土的龙凤组合玉器相近，是目前已知国内最早呈现龙凤组合的文物之一，将龙凤共同出现的实物证据向前推进至晚商时期。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华文明早期图腾融合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印证了“龙凤呈祥”文化符号的深远历史渊源。

不论是殷墟还是三星堆，除了大量的青铜和陶器，以玉龙凤饰为代表的玉器也展现出当时独特的工艺和文化内涵。妇好墓共出土玉器755件，是商代出土玉器数量最多、最集中的墓葬。妇好墓玉器种类齐全，以装饰品的数量最多，其次为礼器、工具、仪仗器，生活用器比较少。

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制作工艺有几大亮点，首先在技法上，工匠们已经玩转了多种雕刻手段。像阴刻、阳刻这些基础操作自不必说，连镂空雕、管钻打孔这样的精细活也信手拈来。更厉害的是他们开始用上了“砣子”这类旋转工具，既能做浮雕又能搞圆雕，连玉料抛光都处理得相当讲究。

其次是用料讲究，工匠特别会“看料下菜”。比如遗址中出土的一只趴着回头看的玉牛，就是顺着玉料本身前高后低的自然形状雕出来的。他们还特别注重废料的重塑利用：玉环、玉璧中间钻下来的芯子，直接改成玉纺轮；碎了的玉器也不扔，改造成其他小物件，真正把每块玉料都用到极致。

最神奇的是设计环节，这些玉器很可能是照着图纸雕刻的。仔细观察浮雕的兽和鸟，正反两面的花纹几乎一模一样，就像双面印章似的。只有个别地方有点小差异，这说明工匠们雕刻前肯定画了设计图，才能保证两面纹饰如此对称精准。这种“按图施工”的做法，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可是相当超前的工艺理念。

尽管表现手法迥异，但两地器物在技术源流上呈现密切关联。三星堆陶盖龙凤纹的阴刻技法，与郑州二里头文化四期陶器上的刻画符号一脉相承；而殷墟玉龙凤饰的镂空工艺，则可在山东苏埠屯商代墓葬出土的玉璋中找到同类实例。值得注意的是，在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00年～前1100年），三星堆也出现了玉牙璋，其形制与山东龙山文化玉牙璋高度一致，这暗示着古蜀文明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多向度的文化交流网络。

来源：成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