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和金沙，古蜀文明两颗灿烂的双子星，它们有何不同的特点？又有哪些共同的价值？10月30日上午，2025中华文化天府论坛在成都开幕。北京大学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以此为题，详细解读了三星堆—金沙遗址的文化特点和价值意义。他特别指出，三星堆—金沙遗址先民用青铜构建了基于太阳神崇拜的宇宙体系和天人关系，这是中国广大地区传统宇宙观和人神观的形象体现。

孙华解读三星堆—金沙遗址的文化特点和价值意义

三星堆—金沙祭祀体系极有特色

三星堆自1986年发现一、二号祭祀坑“一醒惊天下”到现在，学术界已形成共识：三星堆遗址是一处延续时间长、空间范围广的成都平原中心遗址，遗址年代范围在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900年。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兴起的成都平原的中心遗址，遗址年代在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500年。两处遗址都曾先后作为古蜀文明的都邑而存在，它们在城址营建、宗教祭祀等方面体现出诸多相似之处。

孙华介绍，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有河流横贯。两个遗址都位于一条大河的南侧，并且还有一条河流穿城而过，将城分为北城区与南城区两个部分。因此，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城市具有相同的主要功能分区——北城区都有大型建筑，而宗教遗存少见，应该是世俗区；南城区都有祭祀区或相关遗存，应该是宗教区。“世俗区在河北而宗教区在河南，二者以河分隔，这是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重要特点之一。”

其次，三星堆—金沙遗址都保留了大量与宗教祭祀相关的遗迹和器物。“三星堆宗教祭祀场所即神庙内的像设、陈设以及埋藏这些神庙受损之物的器物坑，金沙遗址完整的河畔祭祀场所以及为祭祀礼仪服务的象牙坑、石雕陈放处和祭祀时放置的大量高品级器物，都赋予了三星堆—金沙遗址强烈的宗教祭祀的色彩。”孙华介绍，在中国古代，其实并不怎么雕塑人像，也不做具象的神，一般只做神的牌位和放在神面前盛放祭品的礼器，“但三星堆—金沙遗址不仅将祭祀对象即神像、沟通祭祀者与祭祀对象的中介物制作出来，还将祭祀主体也塑造了出来，因此极有特色。”

此外，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还出土了大量前所未见、造型独特的重要文物。孙华特别指出三星堆出土的一组青铜纵目面具，“最大的纵目面具代表大神，小一点的面具是附属神，这是三星堆的‘三神体系’，跟后来的佛教、道教造像的一主尊二胁侍有点类似。”

三星堆遗址的组合铜器，更是三星堆人创造力的体现。“三星堆人基于自己的木雕造像传统，学习引进中原地区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技术和艺术，将寻常的造像和器物连缀成复杂多变的组合铜器，其中最高的一件达到2.6米，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见。”

他们都有基于太阳神崇拜的宇宙体系和天人关系

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先民们，以瑰丽的想象力和杰出的青铜铸造技艺，打造出了一个基于太阳神崇拜的直观宇宙体系和天人关系，成为中国广大地区传统宇宙观和人神观的形象体现。

孙华表示，太阳神鸟崇拜在中国有很古老的渊源，“在三星堆—金沙遗址中，这些古老的观念被整合成天如穹庐、东西双树、十日轮值的可视化体系。两个遗址的相关文物，是中国这种宇宙观念的最早实物见证。”

他认为，三星堆已经形成类似后世“投龙”的天人关系思想，“后世的‘投龙’，是用文字将自己的诉求写刻在玉版或金简上，再把金玉书简捆绑在作为交通工具的金龙上，将这些金龙书简投放山上、土地和水中，通过神将自己的诉求上达天帝的仪式。而三星堆人干脆想象国王的灵魂脱离肉体，在天帝派遣的小神和龙的帮助下，亲自升登到天界向天帝陈述自己的诉求。三星堆文物的国王乘龙形象，实际上就是后来投龙仪式的源头。从商代三星堆国王乘龙铜像到战国子弹库人物御龙帛画，再到汉唐时期的简书和驮简龙为核心的投龙仪轨，就是中国古代天人关系演进的形象表达。”

三星堆—金沙遗址的遗迹和遗物，体现了强烈的“亚文明”特征，它们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

孙华介绍：“三星堆文化形成之初就带有显著的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在三星堆文化发展过程中，又在长江中游商文化的作用下出现文化的变异。在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的转化过程中，来自黄河流域关中地区的周文化又对金沙遗址为代表的文化施加了强烈的影响。”

此外，除了与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的文化存在紧密联系外，三星堆—金沙遗址大量象牙的一部分来自云贵高原，红髓石可能来自燕山一带，海贝则来自遥远的印度洋，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的前身辗转输入四川盆地。“三星堆—金沙遗址的文物，是中国青铜时代区域文化之间交流互动的物质见证。”

孙华认为，三星堆—金沙古国还为世界贡献了一种都城规划思想，影响到了秦汉至隋唐的都城规划。“中国古代有两种都城规划，一种是《考工记》中‘法地’的思想，都城象征大地，是缩小了的九州；另一种是‘法天’思想，在这种都城中有一条河象征着‘天河’，帝王居住在天河以北，象征着天上紫微垣的小城中，天河以南有祭祀场所和神庙可以和天帝发生联系。大约在三星堆文化的晚期，也就是古蜀人扩建都城时，就形成了以东西贯穿城区的河流象征天上银河、西北城区为行政区、西南城区为宗教区的‘法天’的都城规划。这种都城规划思想为其后古蜀国的金沙城、古成都城所继承。秦灭蜀后，这种‘法天’都城规划思想还被秦国采纳，运用到新咸阳城的扩建中，成为中国古代两大都城规划思想之一。”

来源：川观新闻